第二十节 “五·一九”

　　当杨兆军推掉了必打的桥牌，搬了椅子早早坐在电视间时，荣飞才想起今日是5月19日。
　　85年5月19日对于中国足球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家队0:1负于香港队，断送了本来打平就可以出现的形势，再次与世界杯无缘。在84年洛杉矶大胜的背景下，中国人变得输不起了。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是曾雪麟。曾雪麟是当时国内足球教练中的佼佼者，他率领的北京队，以其标志性的“小、快、灵”风格，在国内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苏永舜1982年辞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之后，曾雪麟走马上任。
　　曾带队后成绩斐然，1983年中国在泰国曼谷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与韩国队打成3:3平，完全没有后来的“恐韩症”。现在的国家队如果能和韩国队打出3:3的成绩，球迷恐怕要奔走相告了。1984年底，他率队前往新加坡参加亚洲杯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最后获得亚军。这是中国男足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至今无人超越。第二年的2月，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打响，中国队与香港队、澳门队、文莱队同组，其中只有香港队略具实力。
　　就在与香港队客场比赛打响之前，中国队在昆明以2:0击败了1984-1985赛季欧洲联盟杯亚军、匈牙利维多顿队。欧洲劲旅也成了手下败将，而且香港队连续3届在省港杯中被广东队击败。一个省队都踢不过，拿什么来抗衡亚洲亚军？一股乐观的情绪在中国队蔓延开来。
　　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刚好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大捷后的特殊时期，不仅体委官员期望高，民众的期待也随着亚洲杯亚军的成绩水涨船高。于是，当国家队在香港仅仅收获了一个0:0之后，受到了舆论界猛烈的批评。五·一九的火种，就这样星星点点地播下了！
　　随后的4场比赛，中国队横扫澳门队和文莱队。大连球迷王岩清楚地记得，1985年5月19日晚间，家中的黑白电视机里传来的是解说员孙正平略显亢奋的声音：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成绩都是4胜1平积9分，但中国队的净胜球比香港队多6个。
　　也就是说，在5月19日工人体育场这个主场，中国队只要打平即可小组出线。
　　民族的狂热情绪将比赛导向另外一个轨道早已不是第一次。
　　195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巴西举行，当时四强赛采取循环制，最后一场比赛之前，东道主巴西队已经两战全胜，而乌拉圭队一胜一平，巴西队只要在马拉卡纳主场打平即可首夺雷米特杯。“但我们不能踢平，我们必须大败乌拉圭队”。球王贝利后来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普通巴西人当时的心境——贝利当年只有10岁，把耳朵凑到家里的收音机旁收听了现场直播。当乌拉圭队打入2:1反超的一球时，贝利在自传中写道：马拉卡纳大球场内死一般沉寂。
　　84年五·一九的夜晚，巴西队的伤痛经历被中国队复制。
　　本该主动进攻的香港队出人意料地打起了稳守反击，本该引蛇出洞的中国队不出意料地开始全力进攻。果然，香港队在19分钟先得一分，12分钟后，中国队由李辉将比分扳平。现场解说孙正平甚至激动得猛一拍桌子，喊道：进啦！据说在中场休息时，孙正平接到央视负责人电话，告诫他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沙成宝、杨兆军为代表的大学生球迷的心情可以代表远在北京的工体的数万球迷，上半场打平，沙成宝似乎忘记了主队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的事实，坚信下半场可以进球，而且不止进一球。杨兆军认为，拿不下笑笑的香港，还怎么到世界杯上混？可事实立即就给他们这些狂热的球迷一瓢凉水。
　　下半场开场不久，香港队反击中再入一球，沙成宝们的狂呼及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队狂攻不果，香港队将比分保持到终场。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国人的心情，恐怕再合适不过。
　　终场哨吹响，杨兆军摔了手里的杯子，一言不发回自己宿舍生闷气去了，沙成宝和另外几个人在电视室大骂。吴志毅问荣飞为什么这么冷静。荣飞笑笑说，不就是一场比赛嘛。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北京工体将上演第一场球迷滋事，而五·一九将永远铭刻于中国悲而不壮的足球史。
　　电视上，香港队教练郭家明在数亿国人注视之下冲入场内与香港队队员拥抱，不断拍照留念。刘心武在《五·一九长镜头》中记述：（拍照）这一连串细节捶击着几万名观众的心，看台上那“壁立的凝固的波涛”开始将积蓄的势能释放出来，请想象一下高耸的浪峰卷扑下来的情景！
　　几万人的情绪浪潮朝着几个方向流动。
　　刘心武描述说，以“地地道道的球迷”为核心的一支人流涌向国家队退场口，他们是一支悲壮的队伍，为首的几个人有的已经鬓发苍白，他们哽咽着向阻拦他们的民警请求，要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处在这股人流外围的，是刘心武笔下的盲目者，其中情绪较为狂热的人，以这个群体的平均素质齐声发泄出他们的愤懑：国家队，×××！曾雪麟，×××！在国家队退场之时，这批人已经把2995个软包装汽水瓶、156个硬包装汽水瓶掷进场内。国家队无人受伤，香港队队员张家平的唇边和手指均被玻璃汽水瓶划破。
　　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也开始受到冲击。本来，民警们是准备对付大胜之后的狂欢浪潮的，没曾想碰上的却是惨败之后的狂怒浪潮。心里蹿着火苗、冒着浓烟的这部分球迷们一边与民警起哄，一边砸碎了工体出口旁的玻璃。
　　5月20日的新华社电讯历数了起哄者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务的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
　　骚乱之中，127人遭到拘留，5月20日，《新闻联播》在播送这条新闻时，播音员罗京称之为“害群之马”。
　　五·一九的失利，被认为损害了中国的国格。1985年5月20日新华社的报道称：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
　　隔了一天，香港一些报纸在评论中出现较为平和的声音。《明报》认为：球迷闹事，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这种骚动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并无多大关联。在任何大城市，都有一些人缺乏修养、情绪不稳定、理智不坚强。
　　对于五·一九事件，荣飞一直认为是一种弱国心态的释放，总觉着自己应当赢，赢不下就没法交代。体育精神折射着国民心态，凡是成熟的，有自信心的大国国民，不会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而丧失理智。这个判断实际上不准确，因为在报纸披露五·一九事件后，他和杨兆军探讨时，杨兆军指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有因足球而滋事者，这不过是正常的情绪发泄，像你这样始终冷静的人才是不可理喻。荣飞想起后世有名的英国足球流氓，说英国国民没有大国心态怕是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且不说当初的日不落帝国，本世纪两次大战英国都是胜利者，英国的绅士风度也是闻名于世，但这样的国家却盛产足球流氓。五·一九给荣飞的结果就是沙成宝等人认为荣飞过于冷血了，没有丝毫的激情。荣飞当然不能告诉他们中国足球之后的故事，包括管理机构的一系列丑闻，现在说出来没人相信，可荣飞坚信事情正朝着自己的梦境不可阻挡的走去。